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

虽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低，但我们不仅不用为此而担心，反而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这正是我们的GDP以及消费的增长速度在过去二十年里得以超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原因之一。居民消费支出中有一项叫居住消费，包括住房消费和水电燃气等消费。

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这个流行的观点其实是出于对经济学理论的误解以及对失真的统计数字的盲信执政党目前所做的只是把整个社会危机往后推延了而已，而在推延的过程中，危机也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就算退一步来说，按照政府现有的政经逻辑来分析，单纯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给民众带来更富裕的生活，反而让相当一部分人沦为底层民众，饱受剥夺和歧视。政府除了在层层审批中雁过拔毛，大肆倒卖土地、高额征收税收之外，做的唯一一件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的事就是开放了民间资本进入部分领域的权限，减少政府对部分行业的管制力度。早在半个月前，《中国证券报》便声称地方版的新一轮产业规划将密集出台，涉及总金额疯狂地高达7万亿之巨。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从而忽略了其他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保护、劳工权益、拆迁补偿等等。更何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并非政府，而是那些对财富怀有渴望的创业者和孜孜不倦的劳动者。虽然试图赶超的国家很多，但仅有日本取得了成功，因其正确地选择了所要瞄准的国家。

如果印度、巴西、印尼和其他中等收入大国能够保持当前增速，将会出现类似格局和就业机会。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这一进程可称为领头龙现象，比如，将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带来空前机遇。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欧债岌岌可危，美国复苏疲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学家们哀叹真的看不到隧道出口的曙光。

当前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主导性地位，会阻碍穷国发展类似产业。历史经验的启示在历史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曾从一国转至另一国，如今它们继续向另一国转移，当然转移方式稍有不同。

工业化革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某些欧洲国家可相对较快地赶上英国，因为其发展阶段同英国相似。如考虑人民币持续升值因素，中国的实际工资水平有可能在今后十年内接近1000美元或一些中上等收入国家（土耳其和巴西）的水平，并于2030年底之前接近2000美元或韩国和中国台湾目前的水平。因此，日本瞄准德国而非英国是很现实的。中国约有8500万至1亿工人从事制造业，其中大部分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之中的劳动密集型分支产业。

当地创业技能和投资资本缺乏一直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首要制约因素。这些产业将裁减劳动力，从而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进程带来机遇。显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不断上涨已然引发了低工资就业转至国外。随着这些产业转型升级，裁减劳动力，将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创造一大机遇，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领头雁为东亚四小龙，因此中国企业向四小龙迁至中国的企业学习并仿效了其做法。产业不仅跨境迅速转移，而且所转移的产业也实现了由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行业的升级。

领头龙现象将为很多工资水平较低国家步入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阶段提供绝佳机遇。越南、老挝、柬埔寨等许多工资水平较低的中国邻国正逐步成为服装业、鞋袜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增长点。

18世纪以来，欧洲、北美和东亚地区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所有国家具有两大共同点：一是它们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二是它们利用了仿效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模式的后来者优势，或后发优势。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3838亿美元，其中俄罗斯与中国位居首位（673亿美元和651亿美元），巴西、印度和韩国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见图2）。领头龙效应将显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能不能受益于中国产业向该地区的迁移，或许是个问题，因为它们建立制造业基地的一些基本要素仍然缺失，包括金融资本、创业技能、同全球买方和市场的联系等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瞄准了德国产业，其人均收入约为德国的40％。二是制造业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增大导致了制造业就业萎缩（见图1）。在比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所用更短的时间内，中国内地具备了用更先进产品取代简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能力。

总体而言，人均GDP的变化与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在每一个时期，产业转移速度都有所加快。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制造业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的走向是正确的。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是非营利的全球化民间智库，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贝鲁特和布鲁塞尔都设立有办公机构，致力于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导读：中国经济的两位数增长时期已经告一段落，这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居民消费是经济调整的主要指标之一，而近年来居民消费持续增长，且已经超过了GDP增长率。特别是中国官方公布的GDP增长数据与用电量明显不符。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长久以来的东西部发展差距也正在缩小。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其工作的开展讲求实效性，且不受任何党派控制。

自2005年7月与美元脱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了30%，而实际汇率的增幅甚至超过40%。但为了确保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解决腐败、社会不公和政治改革迟滞等重大经济、政治风险。

同时中国继续在国际贸易结算和投资中推广人民币。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12年7月26日发布报告对此予以分析。

【相关信息】作者：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系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前主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客座教授。按照任何一个国际标准，中国的投资占GDP比例仍然非常高，但从2009年起已经开始下降。

很多新的金融产品缺乏监管，且企业贷款大幅增长，有可能威胁金融稳定。风险犹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调控，不过其中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仍然存在。至于中国逐渐放缓的增长率，考虑到出口增长、外来投资均有所下降而生产成本却有所上涨，因此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可谓是相当出众的。照现在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将最终变得更加"正常"，GDP增长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可能会稳定在7-8%。

尽管工资增长率低于2009年和2010年，但工资仍然保持增长。不管如何测算中国的GDP增长，长期趋势显然是转向一个相对缓慢但仍然骄人的速度。

基础设施投资过剩的问题，与制造业和高端房地产的投资过剩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而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增长。

这反映出中国增长模式从出口型向消费型的进一步转变。但其实，中国过去18个月的经济放缓应该受到欢迎。